| 文物保护与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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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对文物的收集和保存，大都是从对文化艺术珍品的收藏开始的。在欧洲，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到中世纪，皇室、贵族和教会收藏各种古代珍品和宗教遗物之风甚盛，但其动机和目的是有区别的。皇室、贵族的收藏，是把物质财富的占有，扩大到对精神财富的占有和享受；而教会的收藏则与天主教对宗教遗物的崇拜有关，因而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使大量的宗教遗物涌向欧洲，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不少非宗教的遗物。许多国家的中世纪大教堂都设有为收藏和陈列各种珍品的专室。 14～16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出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早期的语文和美术史研究的兴趣，开始注意收集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之后，又扩大到巴勒斯坦地区，直到近东地区的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古迹、古物。在此期间，文化珍品的收藏，开始从皇室、贵族和教会扩大到社会上的市民阶层，于是在欧洲的德、法、意、荷等国家数以千计的收藏家出现了。此后许多古物爱好者搜集文化珍品的活动日趋频繁，其中一些人主要是以攫取珍宝为目的，采取非科学性的手段，对一些著名古遗址进行发掘。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乃至更晚一些时候，还有人为挖取珍宝对希腊罗马的古城址和墓地以及埃及的古墓葬滥肆挖掘，掠走大量的文化珍品。甚至还有人任意拆掉古建筑上的浮雕石刻。1816年被运往伦敦的著名的所谓“埃尔金大理石刻”就是埃尔金从雅典巴台农神庙上拆下来的。这种搜集和保存古物的方式，虽然使一些重要的古代文化珍品得以保存下来，但是，运用这种非科学性的手段而取得的文化珍品，却是以对一些古遗址、古墓葬和古建筑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为代价的。在此期间，有的学者对文物研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1822年法国J.F.商博良对埃及罗塞塔石碑上的三体文字的研究，释出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有一些学者以研究为目的，对一些古城址进行了发掘， 如法国 P.E.博塔、英国A.H.莱亚德对古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址的发掘，就取得重要的成果,虽然采取的发掘方法还缺乏科学性,但这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很难完全避免的缺憾，与完全以收藏甚至出售为目的而单纯挖宝的性质毕竟不同。 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进入了高潮。资本主义的文明，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到19世纪中叶，进化论逐步成为欧洲思想界的主流。科学的进步，把人们的思想从上帝造人的神话桎梏中解放出来，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也重新认识人类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考古学首先是史前考古学产生了。也正是在 19世纪,以收藏为主要职能的博物馆在类型和职能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一种兼备收藏、科研、教育三种职能的现代形态的博物馆在欧美各国普遍发展起来。同时，对古建筑的保护作为一门专业科学，也是从19世纪中叶才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科学的进步导致人们观念形态变化的反映，是人们对文物价值认识的觉醒。 考古研究对象、古建筑和博物馆藏品 (纯自然科学的标本除外 )，都是属于文物的范围。从过去把文物视为古董的观念，发展到把文物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标志着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扩大了文物概念的范围。这种新概念的形成，才把文物的保护和研究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从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考古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出现，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在理论上、方法上有了很大发展，田野考古发掘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使人们认识到对地下埋藏的文物进行非科学性的发掘的破坏性和危害性。从而促使各个国家在制定文物保护法规的时候，都严格禁止对地下文物的非科学性发掘。195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通过了《关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从而加强了对地下文物的保护。同时，现代考古学对田野工作的科学要求，决定了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全过程中，都必须始终坚持文物保护和研究的统一。保护是研究的前提，对保护的任何疏忽和失误，都会造成对研究工作的损失。作为考古研究对象的遗物、遗迹，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是丰富的，它所展示的现象是复杂的，考古发掘的任务就是采取各种现代科学手段，忠实地把发掘的遗物、遗迹保存下来，把它所展示的一切现象记录下来，形成完整的科学资料。对重要的遗址还需要在原地长期现场保护以便于进一步发掘并进行科学研究，这也有利于把今天我们还认识不到的问题留待后人去研究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考古发掘，是文物保护的一种特殊手段。因此，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埋藏在地下的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提高。 20世纪，现代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对于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博物馆的出现使许多私人收藏逐步转移成为博物馆的馆藏，博物馆藏品日益丰富。博物馆科学研究的职能也在不断加强，因而现代博物馆已成为对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研究的重要场所。同时，博物馆的类型正在日新月异，对于一些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动的文物，经过科学发掘之后，还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出。博物馆对保护、研究文物以及发挥文物作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关于古建筑的维修和保护,在18世纪以前,欧洲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和方法。第一个提出把古建筑修复置于科学基础之上的是19世纪中叶法国人V.L.杜克。1844年他在为巴黎圣母院进行修复设计的时候，提出了“整体修复”古建筑的原则。他主张一座建筑及其局部的修复，应保持原有的风格，不仅在外表形式上，而且在结构上也必须如此。在修复之前，一定要确切地查明每个部分的年代和特点，并以此为依据拟定修复的逐项实施计划。他的这些主张对于促进修复古建筑工作的科学化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恢复原状和风格统一，实际上是用“创作”代替了“修复”，因而给古建筑修复工作也带来了有害的影响。 在同一个时期，英国J.拉斯金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见解，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对古建筑的“修复”，认为“修复”即意味着破坏，而且是最彻底的破坏，对古建筑只能是加强经常性的保护。以后，持这一派见解的莫里斯于1877年创建了“古建筑保护协会”，他在撰写创建《宣言》中，继续强调古建筑根本不可能修复，修复后的古建筑只不过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假古董，因而只能用保护代替修复,加强经常性的维护来防止它的破坏,并且提出为保护而进行的加固措施要使人看得出来，绝对不能改变古建筑本身和装饰的原貌。这些观点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他的主张，几乎排斥了一切为延长古建筑寿命而进行的干预，因而也是片面的。 1880 年意大利人 C.波依多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提出了新的见解，既反对V.L.杜克的主张，也反对J.拉斯金的观点。他认为古建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而不仅仅是艺术品，必须尊重建筑物的现状。20世纪初期，继波依多之后的 G.乔瓦诺尼补充和发展了波依多的理论。以波依多、乔瓦诺尼为代表的理论主要是：古建筑是历史发展的活的见证，要保护建筑物所蕴含的全部历史信息,包括它所在的原有环境,对历史上的一切改动或增添的部分都要保护。1933年，由国际联盟倡议成立的“智力合作所”在雅典召开国际会议，通过了以乔瓦诺尼的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雅典宪章》。1964年 5月31日在意大利威尼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的国际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工作者协会(ICOMOS)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保护古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威尼斯宪章》，这正是《雅典宪章》的继承和发展。它进一步明确了古建筑的概念，即它不仅包含建筑物本身，并且包含着与之相关的环境，因而，“不得整个地或局部地搬迁古建筑”，并且强调利用一切科学和技术来保护和修复古建筑，使它能传之永久。 考古学、博物馆和文物建筑保护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表明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现代文明越是发展,文物保护的意义就愈益显示出来,从而促使人们在文物保护的问题上，采取了越来越谨慎的态度。这种谨慎的态度，绝不意味着思想的保守，而是表明了人们思想认识的进步和提高。 文物不仅是各个国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20世纪中叶以后，现代文明促进了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伴随而来的是人为的、自然的各种破坏或损坏文物的因素急剧增长，从而使文物保护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关注的共同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64年6月发起了历时6个月的保护文物古迹的国际运动，要求各成员国扩充和改进保护文物的技术和法制措施，同时要求各成员国要在此期间广泛宣传，使文物的价值观念家喻户晓。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了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1978年11月28日在巴黎的第二十届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建议》。在此以前，为防止文物走私及因此而诱发的各种造成文物破坏的行为，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这些国际公约的制定，促进了文物保护国际化的进程。 世界各国在文物保护和研究方面，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不断探索和总结，逐步形成了一些为国际社会普遍确认的共同原则和方法。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都为当代中国的文物保护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有自己的特点。与西欧早期首先着眼于文物的艺术价值不同，中国古代不仅重视艺术价值，更重视文物的历史价值。奕世相承的敬天法祖思想和推重史学的学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历史意识。中国古代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从多方面反映了这种意识。商周时期,皇室、贵族宗庙中“多名器重宝”，保存着青铜器、玉器以及其他前代的遗物。春秋时孔子考证肃慎的楛矢、秦始皇派千人打捞没入泗水的九鼎、汉代武库中收藏孔子履及刘邦斩蛇剑等文物，都是这种意识的反映。 汉代皇室收藏十分丰富,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创置秘阁，以聚图书，其中既有典籍，也有绘画。东汉明帝刘庄(58～75)更是“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之士。汉唐以来历代王朝，包括地方政权如西蜀孟氏、南唐李氏都有丰富的收藏。但是每当王朝更替，往往大部分毁于兵燹水火，剩余部分或为新的王朝所接收，或散佚于民间。唐裴孝源撰《贞观公私画史》、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记载了唐大中(847)以前皇室收藏的几次大聚大散的情况。以后各代皇室收藏也大都有类似的遭遇。 对于地下文物保护，据《淮南子》记载，汉代就有“发冢者诛”的规定，以后大明律还规定了“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限三十日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说明早在明代就已明确规定地下文物概归国有了。这些法律规定虽然不能完全杜绝盗掘地下文物的现象，但是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中国古代对出土文物历来十分重视，如汉代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古文经书和晋代发现的汲冢竹书，因为记载着古代的“经”、“史”而受到高度重视，经过大力整理研究，使它们得以长期流传。汉代许慎，收进不少出土的鼎彝等文物上记录的“前代之古文”，从而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东汉“碑碣云起”，灵帝熹平至光和年间并刊刻石经,南北朝时又发明了拓墨技术,石刻文字可藉拓片流传。陕西凤翔的秦石鼓于唐代出土后，便有人根据拓片进行研究。韩愈在 《石鼓歌》 中所说“张生手持石鼓文”，指的就是石鼓的拓片。重要的石刻通过拓片获得众多的研究者,所以到了宋代，青铜器研究与石刻研究盛行,遂形成中国特有的金石学。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和研究的鼎盛时期。首先是金石学的兴起。宋刘敞在《先秦古器记》中说研究古器的方法是“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宋吕大临在《考古图》中说，要“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说明金石学的产生从一开始就重视了文物的证史和补史作用。赵明诚的《金石録》著录了先秦至北宋多达1900余种石刻，并援碑刻以正史传，对新、旧唐书多所订正。特别是吕大临除了强调文物作为史料所起的功能之外，还强调“探制作之原始”，并注意研究文物本身的发展与演变。所以《考古图》中不仅摹录出所收器物的图像、铭文，且大都标明其尺度、容量、重量与出土地点，并以相当严谨的态度进行考证、定名和分类等方面的研究。此书与宋代其他金石学著作所取得的成果，有不少为后世所遵循，青铜器中若干器形与花纹之通用的名称，就是在这时考定的。 金石学的研究提高了对古文物的认识水平，同时也促进了收藏古物之风。《宣和博古图》著录的皇室在宣和殿一处所藏青铜器就达 839件；《宣和画谱》著录收藏魏晋以来的名画凡231人，计达6396轴；《宣和书谱》著录有 190多名书法家作品1198件；《考古图》中著录了38家私人藏品，其中仅庐江李氏(伯时)一家所藏就有62件；著名学者欧阳修收集的金石铭文真迹拓本，皆装裱成轴，多达千卷。古文物既为藏家所珍爱，自然加意保护。对散处郊野的碑刻这时也开始进行调查。南宋时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陈思的《宝刻丛编》等书,将各地碑刻按行政区划和年代顺序列出，编成大型的碑刻目录。这种实地调查古文物的学风,北宋已启其端。宋敏求的《长安志》将唐长安城的布局和遗迹叙述颇详；吕大防将勘查的结果制成地图上石；游师雄且将唐凌烟阁功臣图与昭陵六骏摹绘刻石，这些都为古文物的研究与保护作出了贡献。 元、明时代，金石学的领域扩大，不仅注意文献与实物的结合，而且重视以实地勘查之所见，核检历史记载。玉器、漆器、瓷器等这时均有专著问世。元朱德润的《古玉图》是研究玉器类文物的开创之作；元蒋祁的《陶记》详尽地叙述了景德镇瓷的原料产地、制瓷工艺和各窑口所产瓷器的特点；元葛逻禄乃贤的《河朔访古记》对中国北方各地的古城、古建筑以及陵墓、碑刻等，在调查的基础上参据文献作出记述，均较翔实可信。明曹昭的《格古要论》则是当时研究古文物的集大成之作，此书除金、石、漆、玉、陶瓷外,且涉及书画、法帖、象牙、犀角、珠宝、锦绮、异木、异石等多种门类，其中提出的辨伪标准，要言不烦，灼具真知，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对文物的研究和保护有了更大的发展，收藏的规模不断扩大,研究亦日益精密。这时皇室收藏之富,远远超越前代。以青铜器而论，“西清四鉴”著录的器物共达4105件，为《宣和博古图》所难以望其项背。从著录皇室所藏书画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可以看出明、清许多著名收藏家如梁清标、孙承泽、耿昭忠、卞永誉和安岐等人的收藏已大部归入内府。这是宋代以后的一次最大的集中。虽然如此，私家所藏仍不乏精品，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等人的收藏尤为世所艳称。以丰富的收藏为基础，清代出现了许多卷帙浩繁的金石学研究著作。在青铜器方面,徐同柏的《从古堂款识学》、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所收铜器铭文均在千件以上，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以印本与稿本合计，所收共达1733器;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收集各地碑刻8000余种,成为全国性的碑刻总目。这些煌煌巨制，反映出清代金石学研究的盛况。这时，若干类前代未予充分重视的文物也得到深入研究，比如古玺印，虽自宋代以来已在金石书中收录，但清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证》一书，才专门著录古官印并作出详实的论述，将古印的收集和研究推向高潮。其后，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收印达万方以上。再如古钱币，亦自宋代始见著录，但也直到清李佐贤的《古泉汇》问世后，才形成较有系统、较可信据的中国古钱学。至于像反映古代玺印之使用情况的封泥，以前曾被误认为陶文或铸印的印范，清代才判明为封泥。吴式芬、陈介祺合著的《封泥考略》收封泥 849件，是研究封泥的第一部专书。 明清以来私人藏书也达到了极盛时期，如明代范钦；明末清初的毛晋、钱谦益、钱曾；乾嘉时期的孙星衍、黄丕烈；直至晚清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和陆氏皕宋楼等四大藏书楼等，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虽然有的收藏家如钱谦益的绛云楼藏书已全部被焚，但今天留传下来的善本古籍很多仍然是靠私人收藏家保存下来的，特别是这些收藏家多数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不仅为保存古籍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促进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发展，为今天对古文献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清代对不可移动的文物也注意保护。清初曾明令保护南京明孝陵和北京明十三陵。全国各地现存之古代桥梁、寺庙，几乎绝大部分均在清代进行过修葺。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对关中古代陵墓要求“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并设专人负责保护管理，就是很著名的事例。 1840年以后，由于列强入侵，掠夺中国的文物成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并进行了疯狂的抢劫。1900年德、日、俄、英、法、美、奥、意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对宫廷收藏的珍贵文物和古籍又大肆掠夺，文源阁《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就是这两次被先后焚毁和洗劫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国主义者还纷纷派遣探险队，到新疆等地进行掠夺性的考古发掘。同时，有些外国人还采取各种方式对中国文物进行巧取豪夺。有很大一部分著名的甲骨文、敦煌遗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被外国人囊括而去的。又如，1907年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全部被盗往日本，以后还有大量其他珍贵文物不断流往国外,给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在文物研究方面，由于清代末期，西方科学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强烈影响，新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式逐渐被具有深厚学术根基的传统金石学者接受，从而使得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改变，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所拓展。 甲骨文、居延等地的汉代简牍、敦煌藏经洞遗书是中国近代三大重要发现。罗振玉和王国维对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对新发现的甲骨、汉简、敦煌遗书、墓志以及青铜器、玺印、碑刻、符牌等大量文物进行了科学性的汇集整理，并结合历史文献深入研究，对商、周、秦、汉乃至隋、唐、宋、元的历史、文化、制度做了大量崭新的科学论断。这些研究，不仅继承了传统金石学的著录、汇集、考证等研究方法，而且综合了古文字、古文献、器物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罗振玉还曾亲自到甲骨出土地点踏查，确证安阳殷墟的所在。罗振玉等人在扩大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提出了古器物学的新概念，扩展了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内容。 王国维将西方的近代研究方法与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成功地加以结合,创立并大力提倡了“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新出土的文物材料与文献史料并重，把古文字古器物学的研究和经史之学相结合。他的重要著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充分体现了这一先进的研究方法。这使得文物研究由传统金石学以经史小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狭窄范围内脱离出来，成为既包括文字史料考释，又进行器形、纹饰、分期断代等综合研究的新型学科，为进一步揭示古代社会的真实面貌拓宽了道路。 叶昌炽对石刻的综合研究也突破了传统金石学的著录、考证格式，转而从石刻的类型、形制、文字的体例、时代特征等一系列新的角度对历代石刻进行了全面研究，使传统金石学达到了新的高度。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西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1921年以来瑞典人安特生等人在河南渑池和甘肃、青海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和发掘。1927年起裴文中、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在北京周口店对古生物古人类化石进行发掘。1928年起中央研究院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等人在殷墟开展了多次科学发掘。1928年吴金鼎等在山东章丘城子崖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使文物研究结合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增添了新的应用手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文物考古学者，大多吸收了这些新的方法、手段，使文物的科学研究更加深入，更加系统化、科学化，新的成果不断取得。 郭沫若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入文物研究，结合了考古学的类型学等方法，编著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卜辞中的中国社会》等等，开拓了文物研究的新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文物保护方面，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并决定成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公布的第一个文物保护法规和第一个国家设立的专门保护管理文物的机构。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之后，在文物保护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因为它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管理实体，而且各个地方都未设置与之相应的文物管理专门机构，因而保存在各地的各种类别的文物，基本上仍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珍贵文物外流，也未得到有效的制止。在此期间，有些学术团体进行了一些文物调查、保护工作。1929年由朱启钤等创建的中国营造学社，在30年代组织专家对各地古建筑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调查研究和文献资料整理等工作。著名的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就是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在山西五台山进行调查时发现的。营造学社的成立，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辖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1939年11月 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各分区行政专员和各村村长调查保护古物、文献及古迹。1942年为保护山西赵城广胜寺收藏的金代大藏经免遭日本侵略军的掠夺，八路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之后相继成立了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并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文物古迹保管办法》。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南下进军的时候，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提供部队注意保护，以免这些古建筑毁于战火。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和法规。首先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制止了1840年以来中国大量珍贵文物外流的现象。同时,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置了负责文物保护管理的专门机构，在中国科学院设置了考古研究所，从此在郑振铎、王冶秋、梁思永、夏鼐等人的主持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国家进行的大规模文物保护管理和考古发掘工作。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使中国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走上了法制管理、稳步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建立四十多年来，中国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虽然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总的说来，取得了旧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巨大成就，不仅使大量的重要文物得到了保护，而且在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对流散在社会上的传世文物进行收集和保护，是早在50年代就已开始的。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即批准以重金从香港购回著名的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使两帖免于流散国外。之后,又陆续从海外购回如唐韩滉《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司马光《通鉴》手稿等不少书画珍品和善本图书。50年代以来，许多爱国的著名收藏家出于爱国热忱,竞相把自己珍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如刘肃曾捐献的“虢季子白盘”、潘达于捐献的“大盂鼎”、“大克鼎”等著名西周重器；张伯驹捐献的晋、唐名人手迹：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等十余件珍贵书画。在善本图书方面有著名收藏家傅增湘双鉴楼收藏的宋刻本《资治通鉴》和宋抄本《洪范政鉴》。此外还有铁琴铜剑楼瞿济苍兄弟、潘氏宝礼堂、翁之熹、刘少山、邢之襄、赵世暹、赵元方等捐赠的大批宋元精本名刊以及明、清以来抄校题跋的善本，特别是周叔弢捐赠的毕生辛勤收集的名刻精抄数百种，都反映了新时代人们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 加强在废旧物资中拣选文物是收集传世流散文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多年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拣选出大批各个时代的各种类型的重要文物，例如西周前期的班簋是见于《西清古鉴》著录的著名青铜器，就是1972年在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有色金属供应站拣选出来的。 由于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对传世流散文物的收集工作，因而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以故宫博物院为例，1949年故宫收藏的文物精华悉数运往台湾，书法、绘画仅存万余件，目前所藏书画已达 9万多件，增加了近 9倍。其中展子虔《游春图卷》、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等绝大多数珍品都是近四十多年中收集的。 对石窟寺、古建筑的调查、修缮和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中国著名的石窟寺大都已设置了研究所或保管所，并且分别进行了加固和维修。如云冈石窟进行了防止岩石崩塌、风化的工程；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全面加固工程，并新修了栈道，使1200多年前因中部崖面崩落而隔断的东西崖两部分洞窟重新连接起来；敦煌莫高窟由于崖壁裂隙，严重危及石窟安全，为此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崖壁加固工程和防沙治沙的有效措施，并且在工程进行中，全面实测了莫高窟崖面遗迹，同时对窟前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80年代在对南响堂寺石窟进行维修过程中，清理出开凿时期的原貌和重要的纪年摩崖碑刻。多年来，对石窟寺还陆续在四川、云南、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宁夏、内蒙古、新疆等省和自治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范围内，已发现各个时期的石窟寺达2198处。这些内容丰富、分布很广的石窟寺为历史、宗教、艺术、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以木构建筑为主的中国古建筑，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完整的体系而见称于世界。经过50年代和80年代的文物普查和复查，已在全国发现各个时期的古建筑 81360处。其中有不少重要的发现，仅汉阙即新发现 6处。木构建筑方面,山西五台山发现的唐代建中三年(782)所建南禅寺大殿，是中国现在所知最早的木构建筑。在山西、河北等省还发现了多处五代、辽、宋时期的古建筑，如山西平遥镇国寺、平顺大云寺、河北涞源阁院寺等。在长江以南也发现了浙江余姚保国寺大雄宝殿、莆田元妙观三清殿等宋代建筑。在元代建筑中，山西永济永乐宫是一重大发现，这是中国现在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建筑组群，并保存了精美的元代壁画。目前已发现的各个时期古建筑代表性实例，已经可以组成一部形象的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 四十多年来，对古建筑还进行了大量的维修和修缮工程，其中重要的有著名的、世界最早的敞肩拱桥──隋代安济桥，唐代建筑南禅寺，宋代建筑正定隆兴寺慈氏阁转轮藏殿，山西太原晋祠等。对一些大的建筑组群如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等不仅历年都有维修，而且还进行全面规划，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修缮。 四十多年来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空前规模的考古调查和田野发掘工作。1949年以前，中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虽然有所发现，并且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化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但数量很少，空白点很多。目前除新疆和海南以外各个地区都已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存，一些地区还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多处。这些发现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演变提供了一条连贯的线索，不仅扩大了中国原始人类文化的分布范围，而且也为地质学、古地理学、古气象学提供了研究资料。特别是云南“元谋人”等东亚地区最古老的人类远祖遗存的发现，为认识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更是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淮河、珠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都有重要发现。粤北和赣南地区石灰岩洞穴中的距今约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初期遗存和长江中游到黄河中下游七、八千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把中国境内的人类从穴居走向平地定居以及陶器、农业、原始畜牧业的起源这一人类进步史上的重大问题，在认识上推进了一大步。遍及全国的一系列新发现，已经筑起了一个新石器到青铜文化的发展谱系的基本框架，使人们开始认识在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左右，至少在东起海滨,西至陇东的大片土地上,已进入文明曙光的时代。从中国最早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到封建后期的宋、元、明各个时代的考古新发现更是层出不穷，而且对许多朝代的都城遗址，进行了长期的勘察和发掘。商时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江西新干的重大发现，早周的陕西周原遗址、战国时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西安秦兵马俑、长沙马王堆、河北满城和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以及广州南越王墓等发现都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四十多年来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正日益清晰地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并进一步证明了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而到封建社会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1840～1949年是中华民族经历的一个巨大历史变革的时代。中国人民特别是无数的爱国者和革命先烈，为拯救多难的祖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在进行长期英勇而艰苦的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反映这一伟大斗争的遗迹和遗物，是这一历史时期具体生动的实物见证。目前已经保护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个时期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活动有关的遗址或纪念建筑。其中特别重要的都已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对大量近、现代直至当代这一历史时期有关的珍贵文献和实物的保护、收集、整理和研究，突破了对文物概念的传统认识，扩大了文物保护管理的范围和科学研究的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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